迟来的正义

东写西涂

聂树斌无罪后应有最深刻反思和最充分赔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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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12-02 16:32:56 来源: 中国青年报

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今天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、强奸妇女再审一案公开宣判，撤销原审判决，改判聂树斌无罪。这起牵动国人心绪、极尽曲折的重大冤错案件，终获平反昭雪。大快人心之余，还应痛定思痛，透过冤案反思和改良司法，并给予聂树斌亲属充分的赔偿救济。

根据再审判决，此案虽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，但是，缺乏能够锁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，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存疑，一些重要证据缺失，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，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达到证据确实、充分的证明标准，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、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。

也就是说，即使根据当年“两个基本”的定罪标准，这个案件也不应该被定罪，更不应判处聂树斌死刑。但事实上，如果没有自供“真凶”的王书金出现，本案根本不会为公众所知，更无再审改判之可能，聂树斌或将冤沉海底。更何况，在2005年出现“一案两凶”后，在举国皆知此案之疑的情形下，河北政法部门仍然拖延达十年之久，始终不予再审。

需要反思的，首先是当年的刑事司法，侦查工作粗疏、口供获取手段非法、重要证据缺失，以及检察院、法院在审查起诉、审判环节未能坚守“仅有口供不能定案”、“疑罪从无”之法律底线，终致冤案酿成。

还应反思冤案复查纠正之机制，此案在河北政法部门延宕十年未进寸步，严重消耗中国司法之信用，如能早开异地法院复查之先例，正义或许早已实现。

死刑不可逆转，聂树斌年轻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，其亲属所蒙受的伤痛也无法完全抚平。接下来，除了反思司法、镜鉴未来，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赔偿方面给予聂树斌亲属以充分的救济。

根据我国《国家赔偿法》，对于再审改判无罪、原审被告人已死亡的案件，其“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”有权要求赔偿。赔偿的义务机关，是“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”，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。赔偿范围涉及四部分：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，生前被羁押期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，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，精神抚慰金。

其中，前三项较为明确，数额相对确定。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，按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支付，按2015年的标准（每年63241元），为126万余元。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，聂树斌生前被羁押210余天，按2015年的标准（每日242.3元），为5万余元。聂树斌父母的生活费，支付标准参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，给付至其死亡时止，也可以协商确定并一次性支付。

存在变数的是精神损害抚慰金。相关司法解释规定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“原则上”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、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%，最低不少于1000元。据此，聂树斌亲属可能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，最低为1000元，“原则上”最多为45万余元。

但从司法实践看，突破35%比例的多有发生，例如呼格吉勒图案，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计104万余元、生前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计1.2万余元，而其亲属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达100万元，远高于35%的原则性标准。这种较大幅度调高精神抚慰金赔偿标准的做法，值得充分肯定。在我国目前的死亡赔偿金、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仍然过于偏低的背景下，调高精神抚慰金之赔偿标准，是一种必要的弥补，也是实现有效救济、体现司法公正的要求。据此，聂树斌案件的精神抚慰金赔偿，至少应在100万元之上。

二十年后的改判，终属迟来的个案正义，中国司法仍需用最为深刻的反思、最为充分的赔偿，来告慰死者和生者。期待着中国司法不仅能够在反思中获得改进，而且能够在冤狱赔偿上创造一个新的标杆。惟有如是，才能体现出国家及司法机关对冤狱应有的态度和担当。

（作者为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
鹿磨山人

电视上也在播
来自: 微社区

涛声依旧

哎，这迟来的正义代价太沉重！

一分姐姐

迟来的正义，对死者来说，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？

一分姐姐

社会上的很多事情，正义凛然又如何，就能得到公平吗？

闲人关注民生

呼吁公平、公正！

闲人关注民生

一个错案，冤案毁了一个人的一辈子，执法者对案件一定慎之又慎！

花园浪子

人死了，说什么都没有意义。河北高院，在最后才发表道歉申明，太晚了！都是非常明显的，还需要什么调查，典型的不作为，草草结案，草菅人命！要不是那位大妈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奔波，何来司法公正。

秋风落叶

浪子版主说的对，人死了，说什么都没有意义！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冤死鬼！

花园浪子

聂树斌案再审已经宣判无罪，该案后续的国家赔偿、司法救助、追责等工作将依法启动。其中追责问题，引人关注。

从以往冤假错案的追责来看，结果未必理想。今年2月份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追责结果公布，公检法系统共有27人被追责。除了时任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冯某某因触犯职务犯罪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以外，其余26人均是党内处分或行政记过处分。甚至没有人因此错案而被降级、撤职或开除，追究刑事责任更遥不可及。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，难免有高举轻放之嫌，不仅呼格案的家人感到处理不公，民众和舆论对追责的力度也有意见。

至今，河北有关方面的官方追责行动，仍然没有跟上公众的期待。谁制造了聂树斌冤案，谁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阻挠聂案再审，公众仍然并不知情。因此，连日来，民间要求追责的呼声，日渐高涨。

这两天，网上已经流传出一份“聂树斌冤案制造者名单”，涉及当年河北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。这份名单既有普通干警、司法工作人员，也涉及当年河北政法系统的一些要员。名单是否真实可靠，尚待确认。但网上能够流传这样的名单，确是明明白白指向，倘若官方追责程序不尽快启动，民间就会开始自行“人肉搜索”、自行“道德审判”。这对司法权威可能又会构成一定程度的损伤。

聂树斌案追责，首先是要落实办案者个体的责任，让每一个错案责任人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。刑事案件从公安立案侦查开始，到检察机关批捕起诉，再到法院审理判决，只要有一关正确把握了事实和法律，就不会得出误判。所以，聂树斌案相关办案人员都该为冤案结果负责。除非有人提出不同意见，只是未被采纳；或者承办人员提出过异议，但被主管领导否定，最后还是发生了错案冤案。只有这样的办案人员才能免除责任。

聂树斌案21年的纠错经历可谓蜿蜒曲折。即使在错案显露端倪后，还有人为逃避追责、保住位子，维护既得利益，千方百计地阻挠案件的复查和纠正。不当的权力干预也被猜测是导致此案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重要原因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无论是极力阻止法院纠错的政法部门的高官，还是那些因“听话”而不作为的具体负责者，如今都应该承担阻碍聂案纠错的法律责任。

与此同时，由于王书金强奸杀人案偶然成为聂树斌案纠正的契机，若在王书金案上诉过程中，确如媒体所言，有关人员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（如刑讯逼供王书金），那同样也要纳入此次追责之中，不可遗漏，不可宽恕。

最后，也希望聂案的追责不要混淆党纪政纪处分与法律追责的关系，不能以党纪、政纪处分替代司法追责。实际上，严重冤案的背后，往往潜藏着严重的渎职犯罪或其他刑事犯罪的可能。在聂树斌案已尘埃落定之后，对办理此案过程中，依据线索，凡是有刑讯逼供、徇私枉法、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等嫌疑的，必须纳入是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考量，而不能先定下一律不做犯罪处理的调子。

现在舆论的关切在于，如何不让聂树斌案追责变成一笔糊涂账。聂树斌案时间长、影响力大，纠错困难重重，也因此，冤案追责才更有标志性意义。司法的权威不仅仅在于为冤案平反，依法全链条追责，与正义而言同样不可分割。